美通胀反弹加大欧美政策分歧

加尔文说，既然出租土地和房屋时可以合法收地租、房租，为什么放贷货币就不能收币租，也就是利息呢？ 加尔文进一步解释，既然可以用货币买地买房，再出租合法收取租金，这与直接将货币资本放贷出去收息，难道有本质差别吗？既然我们接受前者，就当然应该接受有息放贷的道德性。

 所以至少从目前看，能够颠覆主权信用货币的民间数字货币还没有出现。交易速度太慢就没法在大规模和高频度的交易中使用区块链技术，这就是比特币实践给区块链泼上的第一瓢冷水。

下面这张表可看出，日元和欧元的利率水平都在负值区域，其他主要国家的利率也离0不远。但是人们对区块链的普遍认知只是在这两年才开始，是因为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大火起来，才让人们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完全没有任何政府组织行为，就能自动运行起来的货币与交易方式。但是，如果像哈耶克说的，民间数字货币的诞生是因为主权信用货币的滥发，市场需要稳定的记账、支付和储值环境，才把优质货币的希望寄托在民间数字货币上，则CBDC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为主权信用货币与主权数字货币在货币产生的源头上没有区别，不同的只是用数字现金来替代纸钞，所以如果主权信用货币如美元、欧元和日元在新金融危机中崩溃，即使出现了CBDC，也会与主权信用货币是一个命运。在目前已经高度电子化的金融体系中，已经正在开始在国内推广的区块链中，都是在大量的使用密码技术，例如已经十分普及的网银，必须用E-TOKEN作为进入个人网银账号密码，就是用的256位的哈希密码保护方式。在量子算力出现前，据说256位的哈希密码即便是耗尽太阳所蕴含的那么多能量也不能破解，所以很安全，比特币就是用的256位哈希签名方法，来保护区块链中记录的信息不可篡改。

区块链是数字革命时代产生的应用技术之一，如果数字革命是新生产力，则必然会带来与之对应的新生产关系，这种新生产关系必然对原有生产关系产生摧枯拉朽的效果，并且会在长期内保持活力。而且对互联网来说，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网络并非是先进与落后的分野，而是取决你需要用网络技术来解决什么问题，以及网络技术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英国人在1066年前没有姓氏，是诺曼底人于1066年入侵英国后才把姓氏带来，先是贵族有姓氏，后来英国国王多次下令，要求每个英国人都有家姓，但并非每个人听从。

中西方的不同选择也演变出另外一个具体差别，就是我们中文里针对每个亲戚关系会有一个相应的具体名称，而西方却不是这样。从我们的量化历史研究可以看到，过去多个世纪所经历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周朝，那时的周公和后来的儒家选择了基于血缘家庭与宗族来解决人际跨期风险互助、跨期合作和资源配置的问题，这使得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哲人，特别是儒家学者，把注意力、创造力都用在礼制的建设和宗族的巩固上，在中国发展出以血缘为本的狭义伦理道德，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超越血缘的信任体系难以发展，尤其在家庭与宗族过度发达后，虽然血缘信任体系把族亲间的跨期互助解决得好，但超越血缘的金融市场就失去发展机会。我们的基本假说是，受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金融会越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跟宗族之间有很强的替代关系。对于以血亲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称谓极其重要，因为每个称谓决定了她或他相对于当事人的名分，名分包含了血缘远近、代际距离与年龄信息，而名分等级信息决定了与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进而决定资源的配置和风险的分担程度。

这就是按照名分等级来决定这桌资源的配置顺序、数量。再者，如果礼制建设得好，宗族和金融市场之间就会在功能上呈相互替代、相互竞争的关系，因为如果族人间的风险互助已经运作很好，那么，在很多情况下，金融对他们可能就是多余的。

下面我们来比较中国和西方做出的不同选择。《论语》里孔子讲，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即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本，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应当以义而不是基于利来规范人际关系并建立社会秩序，这显然排斥商业市场，看低基于明码标价货币化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子女配偶的父母称亲家翁、亲家母。在英美社会，父亲和母亲的姐妹，以及父母的兄弟的妻子，都以aunt通称。

其次是金融数学必须足够发达，要不然难以对金融合约做准确定价。刘邦则质疑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思是，汉天下是在马背上打下的，难道还需要领会《诗经》《尚书》吗？这有何用？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比如，中国在周朝选择了靠血缘宗族实现人际互助、跨期合作，接下来的精力都集中于发展礼制，通过扩充并完善礼制来保证宗族解决风险挑战的效率，同时抑制商业、宗教等。结果，六百多年后，到18世纪每个英国人才都拥有姓氏。

儒家与金融市场的竞争 我们都熟悉一个说法，儒家抑商。比如，成书于秦汉的《九章算术》中，就有一些很经典的金融定价问题，卷三里的衰分问题：今有贷人千钱，月息三十。

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侄子、侄媳，侄女、侄女婿，外甥、外甥媳，外甥女、外甥女婿，孙子、孙媳，孙女、孙女婿，外孙、外孙媳，外孙女、外孙女婿。其实，至少在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上，对基于货币的市场交易是排斥的，至少是瞧不起的。

三是保证跨期合约或者说跨期承诺能够执行的体制架构，比如正式的法治体系，或者规范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这四大类解决风险挑战的不同办法中，每一种都要求相应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规范和制度的支持。具体研究用1900到1927年间各地的现代银行数量和2010年时各地区家庭参与股票、基金等现代金融品交易的比例，来度量现代金融在这些地方的发达程度和被接受程度。我深受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和我女儿尼克之害。那么，为什么在那么早以前中国和西方就出现那么大的差别？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中西方在人际合作上的区别，就是中国人把注意力、把解决风险挑战与资源配置的依赖都集中在靠礼制支持的宗族网络上，把精力都放在强化以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上，而西方人在血缘体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可供选择的解决人与人之间跨期合作的办法。龚启圣和马驰骋两位教授在2014年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在整个清朝1644到1911年间，山东107个县的农民暴动次数差别很大，有的县即使遭遇灾荒也未必有农民暴动，而另一些县则不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只是百家思想之一，并未成为社会实践。基于宗教的互助体系便理所当然要求教徒遵循教义和教规，等等。

可是，到了13世纪，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邦，金融重新复兴，尤其是为了支持城邦政府负债，大众化的公债证券市场被推出来，到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发展出相当规模。凡五返归钱，本利俱尽。

哥哥、弟弟，姐夫、妹夫，堂哥、堂弟，表兄、表弟。对于一个重视血亲、需要建立并巩固宗族的社会而言，姓氏是一个关键的血亲标识符号，姓王的跟姓陈的肯定不是血亲，等等。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分别对君主制(Monarchy)、贵族制(Aristocracy)、共和制(Polity)、暴君制(Tyranny)、寡头制(Oligarchy)与民主制(Democracy)的利弊优劣进行分析和对比，关注的是超越血缘的社会治理和权力制衡问题。当时推出寿命预期表是为了交易人寿保险等金融产品，是为这些保险产品定价而推出的。另外，我们也用清朝时期各地的孔庙数量来度量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弱，同时，我们也用各地还留存的家谱数量来度量礼制的影响度，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另外，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各个社会做出的选择也很不一样。

虽然在理念上儒家抑商，在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100%遵守儒家准则，所以，中国现实历史中有商业交易和市场发展根本不足为奇，就如基督教在16世纪新教改革之前禁止有息放贷，但照样有不少基督徒违犯教规，从事地下有息放贷一样。换言之，子女就是人格化的保险、投资与养老载体，而族人之间的互助与保障是这个体系更为广泛的功用所在。

也可以根据谁出的价格最高，这是基于市场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所以，一旦一个社会做出了选择，接下来就必须发展相配的文化和体制。

比如，在中文里，我们有叔叔、伯伯、大舅、小舅、大姨夫、小姨夫，但英文里只有一个，就是uncle，不做细分。到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成功地建立平民会议和罗马参议院，以民主制衡政府权力。

另外，我们也用清朝时期各地的孔庙数量来度量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弱，同时，我们也用各地还留存的家谱数量来度量礼制的影响度，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当然，人类社会也可以基于平等的原则同时动筷子，每个人吃一样多，这就是多数宗教主张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封信告诉我们，至少到公元前3世纪，西方人跟中国人还是差不多，也对子女的孝顺有很高期望。三是保证跨期合约或者说跨期承诺能够执行的体制架构，比如正式的法治体系，或者规范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

子女配偶的父母称亲家翁、亲家母。在张三如果需要借钱时，也会根据相对于当事人的名称决定是否该借、借多少，等等。

但是，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金融没有太大进步，证券等更先进的金融业态要到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时才由西方人带进来。当我在首都亚历山大港告她、希望找回正义时，她却拿来一份国王阁下签署过的书面保证，承诺每月给我20块达克码钱币的生活费。

我深受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和我女儿尼克之害。那么，为什么在那么早以前中国和西方就出现那么大的差别？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中西方在人际合作上的区别，就是中国人把注意力、把解决风险挑战与资源配置的依赖都集中在靠礼制支持的宗族网络上，把精力都放在强化以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上，而西方人在血缘体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可供选择的解决人与人之间跨期合作的办法。